接待我的是个一脸严肃的年轻干事，他领着我穿过种着两排高大松树的甬道，一言不发。气氛压抑得让我这个刚脱下军装不满一年的老兵，都感到有些喘不过气。
办公桌后的那个男人抬起头，肩上两杠四星的军衔在午后的阳光下显得格外刺眼。是张师长，我只在全师大会上远远见过几次的传奇人物。
“76年入伍，79年在六号高地负伤，三等功一次。86年11月，作为三级伤残军人退役，安置在红星机械厂，对吗？”
对话简短得像战场上的口令。我能感觉到，这些都不是他真正想问的。我攥紧了因常年操作机床而变得粗糙的双手，手心已经渗出了细汗。一个堂堂的师长，为什么会亲自召见我一个最普通的退役兵？
炮火把天空烧成了橘红色，空气里全是硝烟和泥土混合的腥气。我们班在一次穿插任务中被敌人的炮火打散了，我跟班主体失联，只能凭着感觉朝预定集合点撤退。
雨下得很大，冲刷着阵地上的血水，也让山路变得异常湿滑。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在丛林里摸进，每个人的神经都绷得像一根拉满的弓弦。
在一个小小的弹坑里，我找到了她。她很年轻，看起来不过十七八岁，穿着不属于我们步兵单位的通信兵军装。军装被血染透了大半，一条腿不自然地扭曲着，显然是断了。她身边还倒着两名牺牲的战友，一部被炸毁的电台散落在旁。
看到我军装上的红五星，她原本充满绝望的眼神里，瞬间发出光亮，但随即便因为失血过多而黯淡下去。
那一刻，我忘了自己还在敌人的火力范围内，忘了自己也随时可能牺牲。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：我不能把她一个人丢在这里。
我撕开自己的急救包，用在卫生队学来的三脚猫功夫，替她包扎伤口，用枪托和绑腿带，咬着牙给她做了个简易的固定。剧痛让她浑身颤抖，但她死死咬着嘴唇，一声没吭。
当时情况紧急，我必须尽快带她离开。我背起她，捡起一支还能用的步枪，一步一步，艰难地朝我方阵地的方向挪动。她很瘦，但背在身上，感觉像背着整个世界的重量。
后来，我们很幸运地遇到了前来搜寻的部队。她被立刻送往了后方医院，我则归队继续参加战斗。
混乱中，我甚至没来得及问她的名字，也不知道她来自哪个部队。我受了伤，被送回国内，这段记忆也被我刻意尘封在无数个生死瞬间之中，成了一个模糊却深刻的印记。
我被安置在红星机械厂的车工岗位，每天的工作就是和冰冷的钢铁打交道。刺鼻的机油味取代了战场上的硝烟味，成了我生活的主调。
厂里分的单人宿舍只有十来平米，一张床，一张桌子，一个柜子，就是全部家当。墙皮因为潮湿而大片剥落，露出里面的红砖。
下了班，工友们会吆喝着去小饭馆喝两杯，吹嘘各自的英雄事迹。我很少参与。他们口中的“上前线”，和我的经历，是两个世界。我不想说，也无人可说。
唯一给我生活带来点色彩的，是食堂打饭的姑娘，叫李晓燕。她总是会笑着多给我一勺土豆炖肉，说我太瘦了。
“今天有你爱吃的红烧肉。”她麻利地给我打好饭菜，末了，又偷偷在米饭底下塞了两块最大的。
厂里的王主任是个典型的“和事佬”，见谁都笑呵呵的。他负责我们这些退役兵的安置工作，总觉得我们这些上过战场的人心理“有情况”，隔三差-五就要找我“谈心”。
“卫国啊，在厂里还好吧？要是有什么想法，一定要跟组织说，别自己憋着。”他坐在我对面，泡着一杯浓茶。
“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年轻人嘛，要多跟人交流，别老一个人闷着。我看食堂那小李就不错嘛，对你有意思。”他挤眉弄眼地，试图活跃气氛。
王主任的关心是真诚的，但他无法理解，从枪林弹雨里爬出来的人，最渴望的，恰恰是这种无人打扰的平静。我只想把过去彻底埋葬，像个普通人一样，上班，下班，攒钱，娶一个像李晓燕那样会对我笑的媳-妇，然后安稳地过完这辈子。
那天我刚下夜班，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回宿舍，就看到那辆挂着军牌的绿色吉普停在我宿舍楼下，格外扎眼。
一名干事在楼下等我，面无表情地递给我一份盖着红章的命令：“赵卫国同志，师部命令，请您立刻跟我们走一趟。”
我只是一个已经脱下军装的普通工人。我按时上班，从不惹事，我只想过我自己的日子。救过的战友不止一个，牺牲的兄弟更是刻骨铭心，为什么独独为了某件事，要劳动一个师长亲自召见？
过去八年，我刻意不去回想战场上的一切。每一次噩梦中惊醒，我都会抽掉半包烟，强迫自己去看宿舍窗外工厂烟囱冒出的白烟，告诉自己，那一切都结束了。我用伤残抚恤金给家里盖了新房，给弟弟娶了媳-妇，自认为已经尽到了所有的责任。
可这突如其来的一纸命令，像一只无形的大手，粗暴地撕开了我刚刚愈合的伤口，要把我重新拽回那个我发誓永不回头的过去。
我想起了那些牺牲的战友，他们年轻的脸庞，在炮火中那么清晰，又那么模糊。我想起了自己腿上那道十几厘米长的伤疤，每到阴雨天就隐隐作痛。我想起了那个独自躺在弹坑里的女兵，她那双从绝望变成希望的眼睛。
这一切，我以为早就过去了。我忍受了伤痛，忍受了孤独，忍受了从一个战斗英雄到普通工人的巨大落差，就是为了换取一份安宁。
车子开进军区大院，看到那些熟悉的橄榄绿，我非但没有感到亲切，反而生出一股强烈的抵触。我内心有个声音在呐喊：我的战争，已经结束了！
可理智告诉我，我不能拒绝。只要我还是个兵，哪怕是退役兵，服从命令就是天职。
这种无力感，让我感觉自己像一颗被摆布的棋子。我所有的忍耐和努力，在这一刻，似乎都成了一个笑线.
他没有立刻开口，办公室里只有挂钟“滴答”的声响，每一声，都像敲在我的心上。
我能感觉到他在观察我，审视我，像是在评估一件武器的性能。这种感觉糟透了。“坐吧。”终于，他开口了。
“找你来，是想问你一件事。”张师长的目光从地图上收回，落在我脸上，“一件很多年前的事。”
他没有绕圈子，直接问道：“1979年2月17日夜间，六号高地，你是不是从炮火里，背出来一个受伤的女通信兵？”
这件事，我从未对任何人详细报告过，只在任务汇报时提了一句“带回一名友军伤员”。在当年那种混乱的战场上，救助战友是本能，也是职责，实在算不上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。
我的第一反应是困惑，完全摸不着头脑。这件事既没有功劳要补发，更没有过错要追究，为什么值得一位师长如此兴师动众？
我抬起头，迎上他的目光，如实回答：“报告师长，是有这么回事。当时情况紧急，我没问她的名字和部队，后来就再没见过了。”
张师长似乎对我的回答并不意外，他眼中反而多了一些我看不懂的，非常复杂的情绪。
他没有继续追问，只是深深地叹了口气，那声叹息里，竟带着一丝如释重负，又有一丝难以言说的沉重。
这让我彻底懵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开始重新审视眼前的这位师长，试图从他那张如同雕塑般坚毅的脸上，找出一点线索。
